中国风水学的形成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
纵观阴宅风水的形成，其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阴宅风水的起源首先是避风和水。丧葬风水的起源首先是其在人们生活中的实用价值，是人们对葬地环境的要求，即避水泉之湿、蝼蚁之害。《墨子•节葬》中说：“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垄。”这就是认为葬地环境的主要功能应该是避风和水，这也是后来风水所遵循的宗旨。清代刘中公在总结古代风水起源时，也曾说：“盖古人深明相地，意在避水泉蝼蚁之害……”我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在探讨中国风水起源时也说过：“风水之始，避风及水而已。《吕氏春秋•节丧篇》曰：‘葬浅则狐狸担之，深则及于水泉，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此风水之说之起源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阴宅风水的起源最初是对理想葬地环境的选择。
   阴宅风水的起源其次是中国古代孝文化的体现。风水在中国古代之所以如此深入大众生活之中，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古代孝文化的体现与发扬，其间最为突出的是祸福感应说。祸福感应的说法，早在汉代就有。据《后汉书•袁安传》记载，袁安丧父后，有人指着某处佳地对他说：“葬此地当世为上公。”但祸福感应说的正式出现是晋代郭璞所著的《葬书》。《葬书》认为：“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就是说，人的身体来之父母，父母的骸骨为子孙之本，子孙的形体属于父母遗留在世的一部分，父母的骸骨若能得到生气，子孙就能得到荫佑。宋代理学大师程颐也说：“地之美者，则神灵安，其子孙盛。若培雍其根，而枝叶茂，理固然也。地之恶者则反是。然则何谓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润，草木之茂盛，乃其验也。父祖子孙同气，彼安则此安，彼危则此危，亦其理也……”在我们中国讲究孝道的社会里，子孙自然要为祖辈寻找理想的安息之所，而且祖坟的风水环境好坏关系到子孙的福音，此所谓“神灵安则子孙盛。”正是有了这种“事死如事生”的意识，才有了后来祸福相连的风水观念，也正是因为中国古代对阴宅风水的重视，才使得风水思想大行于世。
    在原始社会，虽然没有风水学的说法，但因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人提出的生存挑战，又值农牧社会之故，当时的人们必须“择地而居”，选择“近水向阳”适宜人类繁衍栖息的地方，这是一种适应性的选择。也有人认为，风水起源于远古自然崇拜中的对地形的崇拜。“以地形为某种神灵化身或者具有灵性的迷信，后来就发展为堪舆术。”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历史中，自然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神的地位。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风水学随即见诸文字记载，如甲骨文中就有许多关于卜宅的记录。从后世发掘的大量甲骨文卜辞和《诗经》中可以看到，中国人在商周时期就以将陆地区分为山、埠、丘、原、陵、岗等不同的地行地貌，将水域分为川、泉、河、涧、沼、泽、江、沱等，当时对大地的差异性有极为细致的分类，为日后的“相地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尚书》中，将当时的疆域以河流、山脉为界，划分为九州，这也是后来中国称为“九州”的由来。在《周礼》中出现了这样的文字“以土宜之法，办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卸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开始出现“相民宅”的说法。《逸周书》载“土宜天时，百物行治”，可见“土宜”二字呼应天时，附天观地是当时百物的遵行规则，也是治事的方法，也因此成为后世风水术的依据。周朝时期，周武王营建洛邑时，就命周公相地，《尚书》载“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可见周朝人相信占卜，周公也是一位相地高手。 
    战国先秦时期，各种学术兴起，随着《周易》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盛行，开始建立以“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为主导的学术思想。齐思和先生说：“吾国学术思想受五行说之支配最深，大而政治、天文、舆地。细而堪舆、占卜以至医药、战阵，莫能出乎五行说范围之外。” 顾颉刚先生也说：“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宇宙的信仰。” 在这基础上，根据八卦的相互作用，五行相生相克原理、气的运动变化和洛书、河图数的变易等等形成了一套庞大、繁杂而又细致的风水理论体系。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仅承袭了以往的“土”观念而且更加具体，同时开始有了“气”的观念。从《晋书》知始皇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压之，改其地曰秣棱，堑北山以绝其势。”当时有了“望气者”的说法，可见已有风水行业的人。
    秦始皇建造的阿房宫占地近300里，离宫别馆遍布在山谷，以南山为宫门，以樊川做池子，阿房前殿可坐近万人。始皇家动用70万民夫，挖空了骊山，穿透了三重息壤，规模之大，真可谓空前绝后。还有始皇陵，占地广阔规模宏大，这两大工程的实施，说明秦代相地水平是很高的，从中不难体会秦代地理勘察技术的高超，也可以归功于相地术的发达。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就有相宅活动，一方面是相活人的居所，一方面是相死人墓地。《尚书》载“成王在丰，欲宅邑，使召公先相宅。”这是相阳宅。《孝经》载“卜其宅兆而厝之。”这是相阴宅，是用占卜的方法择定地点。 
    到西汉时期，相地术更是盛行。司马迁《史记》载，汉武帝聚会占家，问某人可娶否，堪舆家说不可。此时的堪舆家精通天文地理，相地术也称为“形法”。到了东汉，人们开始重视丧葬，从而导致风水观念的兴起。王充的《论衡》中就详细叙述了葬礼的忌讳。东汉人非常注重居住环境，《后汉书》提到的“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瞥，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的家居原则，在后世都成为阳宅的基本理论。在汉代还出现了《堪舆金匮》、《宫宅地形》、《移徙法》、《图宅术》等风水著作，标志着风水学在理论上有了初步的归纳和总结。
    魏晋时期，中国出现了不少风水大家，其中最负盛名的是郭璞，他的《葬书》将风水术从传统的相地术中抽出，对风水下了定义，并全面构架起风水理论，奠定了后世风水的基础。他首倡的“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迄今传承了一千七百多年而巍然不倒，中国人习惯把郭璞称为风水鼻祖。 
    隋朝比较而言不太信风水，但出了一位有名的相地师萧吉，著有《相地要录》、《宅经》、《葬经》、《五行大义》等名著，为后人景仰。他曾给皇后择吉地，当皇帝不听他的建议时，他预测到隋朝运数不长。隋朝宰相杨恭仁迁移祖坟时，请了五六批风水师前来相地，其中有个叫舒绰的猜中地下之物而受到重赏。可见当时还是盛行风水的。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鼎盛时期，各种学术也广泛兴起，同时更加促进了风水理论的发展，形成较完善的理论体系。当时一般有文化的人都懂得风水，出现了一大批名师。其中江西派风水师杨筠松在民间实践风水勘察和授徒起到了全面推广的作用，从那时起，在中国广阔的大地上，宫宅、乡村、墓葬都不同程度受到风水学说方面的影响。著名的唐玄宗也相信风水，《大唐新语》、《太平广记》中有很多风水的记录。当时的道士也多懂风水，唐代设有“司天监”，专门看天文现象，因此司天监里的官员必须懂风水。杨筠松就在司天监任过职，唐僖宗封他为国师，官至金紫光禄大夫，专管灵台地理事物，可见唐代的风水不但民间相信，朝廷也更是重视。杨筠松后来把宫廷的风水书籍挟出到江西一带传播，弟子盈门反响极大。
    到了宋代，陈抟、邵康节、朱熹、以及蔡元定等著名易学家对风水进行了阐释和认定，一些风水著作相继出版，从而出现了以江西形法派和福建理法派为主体的风水学理论体系。宋代的风水大师特别多，赖文俊、陈抟、徐仁旺、吴景鸾、傅伯通、蔡元定等都很有名。 
    明朝朱元璋建都金陵时对风水极为重视，城外大部分的山都是面向城内，有朝拱之势。明成祖时，将都城迁往北京，即完全按照风水观念建造。明成祖是一位笃信风水的皇帝，这也导致民间全都讲究风水，风水成为明朝人一生中很重要的准则。北京名胜“十三陵”就是被风水大师廖均卿相中之地而推荐给明成祖，成为明朝皇帝的陵地区。明朝还有个传奇人物刘伯温，民间传说他精于风水，说定都金陵就是他相的地，有一本《堪舆漫兴》就是托名于他。
清代设有司天监，除负责观天象记天文外，还负责修建陵墓的堪舆工作，因为清代各皇帝都笃信风水，很重视陵墓方位。清东陵南北长125公里，东西宽26公里，地跨北京三个郊县，总面积2500平方公里，是个极其庞大的帝王陵园，由此可见清代皇帝对陵墓风水的重视。而至今保存完整的故宫紫禁城，就更是严格按风水学建筑的经典杰作，清朝还设有国师府，为朝廷找到好的风水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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